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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背景下深化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的创新路径研究

来源:烟台市总工会 时间:2026-07-03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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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张涵

  摘要:针对“三孩”政策实施后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供需失衡的问题,探索符合教职工职业特性的服务创新路径,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及优化“三孩”政策配套措施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通过对152名教职工的问卷调查和8名教职工的深度访谈,结合“制度-资源-文化”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剖析服务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需求呈现年龄分层与岗位差异特征,时间匹配性、服务质量与成本压力是核心痛点;现有服务存在政策断层、资源孤岛与标准缺失等问题;基于此构建的时间弹性化、主体协同化、资源循环化、技术赋能“四维联动”服务生态体系,可有效破解供需矛盾。

  关键词:三孩政策;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创新路径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2021年,我国正式实施“三孩”政策,旨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然而,政策落地面临诸多现实阻碍,其中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是制约家庭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0-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6.7%,3-6岁儿童托管服务覆盖率不足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

  教职工群体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其育儿困境具有特殊性:中小学教师因早读、晚自习、课后辅导等工作延长工时,高校教职工常因科研项目、学术会议占用非工作时间,导致工作时间与子女托管时间严重错位。中国教育工会2023年调查报告显示,82.3%的教职工存在子女接送困难,67.5%因育儿压力影响工作专当注前度,,教部职分工教子职女工托甚管至托因育此服放务弃存生在育结三构孩性的供意需愿失[2]。衡:一方面,市场化托育机构费用高昂,且安全与质量难以保障;另一方面,公立托育资源覆盖面窄,校内托管多局限于课后两小时,无法满足弹性需求。在此背景下,探索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的创新路径,既是缓解教职工育儿压力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善“三孩”政策配套措施的重要举措。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托育服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政策保障层面,日本学者佐藤学(2018)分析了《育儿支援法》对企业托育设施建设的强制性规定,指出法律保障是托育服务普及的前提,其“企业+社区”联动模式实现了托育资源的高效配置[3]。瑞典学者 Lundqvist(2020)提出“时间银行”模式,通过社会交换理论实现托育资源的互助共享,即个体通过为他人提供托育服务积累“时间积分”,再用积分兑换自身所需的托育服务,为破解资源约束提供了新思路[4]。

  在服务模式方面,美国“学校-社区”联动模式强调利用学校闲置资源开展课后托管,如纽约市“社区学校”计划将学校场地在放学后开放给社区托育机构,既降低了机构运营成本,又提高了学校资源利用率(Miller, 2021)[5]。英国“家庭中心”模式则整合育儿指导、早期教育、心理健康等多元服务,形成“一站式”托育支持体系,为综合化服务提供了实践参考(Smith, 2022)[6]。

  2.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研究聚焦于三孩政策下的托育服务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在政策分析维度,杨菊华(2022)指出,我国“三孩”政策配套措施存在“重生育、轻养育”倾向,托育服务财政投入占教育经费比重不足 1%,且政策碎片化导致部门协同不足[7]。在供需矛盾维度,王跃生(2023)通过调研发现,城市家庭托育需求满足率仅为 34%,公办托育机构“一床难求”,而民办机构因收费高、监管弱难以形成有效供给[8]。在教职工群体研究维度,赵丹(2022)针对高校教师的调查显示,62%的双职工家庭面临“无人带娃”困境,校内托育服务覆盖率不足 15%,且服务模式单一,难以匹配教职工工作特性[9]。

  3.研究述评

  既有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对教职工群体的职业特殊性关注不足,缺乏针对其工作时间弹性的托育方案;二是对“家校社企”协同机制的探讨停留在宏观层面,未形成可操作的实施路径;三是对学校场地、师资等闲置资源的激活策略研究不足。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些研究空白,构建针对性的创新路径。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多学科理论为支撑,构建“制度-资源-文化”三维分析框架,为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一)教育公平理论

  教育公平理论强调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既包括不同群体间的机会公平,也包括资源分配与需求的适配性。教职工因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等职业特性导致子女教育资源可及性降低,形成职业性教育资源分配差异。本研究通过探索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的优化路径,缩小因职业差异导致的教育资源分配差距,丰富教育公平理论在特定群体中的应用。

  (二)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主张多元主体通过互动合作实现公共事务的高效治理。在托育服务领域,政府、学校、社区、企业等主体各具资源优势:政府拥有政策与财政资源,学校具备场地与教育资源,社区掌握本地化服务网络,企业擅长市场化运营。本研究探索“家校社企”协同机制,通过明确各主体权责与互动规则,实现资源互补与功能协同,为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三)公共服务理论

  公共服务理论强调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与质量保障。托育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兼顾公平与效率。本研究通过分析教职工托育服务的供给模式与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公共服务资源在特定群体中的优化配置路径,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三、现状分析

  (一)问卷调查设计与数据来源

  调查问卷以烟台市拥有 0-12 岁子女的教职工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了解教职工子女的托管托育服务需求与供给情况,探究“三孩”政策背景下深化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的创新路径研究,为缓解教职工的育儿压力、提升教职工的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提供现实依据。

  依据问卷设计的关联性、简洁性以及非导向性原则,笔者根据研究需要设计了《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教职工基本情况、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的需求情况以及供给情况三部分内容。基本情况涉及户籍、身体健康状况、岗位类型、家庭平均收入、孩子数量及年龄、居住安排等。需求情况包括是否有托管托育服务需求、未选择托管托育服务的原因、意向类型与模式。供给情况包括教职工目前接触到的托管托育服务。

  问卷发放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请烟台市拥有0-12岁子女的教职工如实填写,回收问卷后,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检查并筛选所收集的样本内容,剔除不符合条件的问卷数据。本研究主要使用Excel和SPSS27.0数据分析工具。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25年7月至8月于烟台市进行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主要面向烟台市拥有0-12岁子女的教职工,通过线上问卷星结合线下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调研。此次调查线上共回收问卷181份,剔除不符合条件的调查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52份,并对8名教职工进行了深度访谈。

  (二)需求侧现状分析

  1.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需求特征

  图1展示了各年龄段教职工子女对托管托育服务的需求情况,其中0-3岁托育需求占比 28%,相比其他年龄段需求较低,主要原因是子女年龄较小,教职工对市场托育机构的安全性存在担忧,多数家庭选择由老人帮忙照料孩子。4-6岁子女托管需求占比35%,此年龄段托育服务的核心诉求是延时托管,多数受访者希望托管时间延长至18:30以后,与下班时间匹配。7-12岁子女课后托管需求占比 37%,此年龄段托育需求呈多元化特征,除基础看护外,教职工还希望增加作业辅导、兴趣课程等增值服务。

  不同岗位的教职工对托管托育服务需求也有所不同,从图2可以看出,教学岗教职工时间冲突最为严重,73%的受访者因早读、晚自习无法按时接送子女,对固定时段托管托育服务需求最高;行政岗教职工对服务稳定性要求也较高,68%的受访者希望固定时段托管;科研岗教职工因出差频繁,对临时托育需求突出,59%的受访者需要临时托育支持。

  

  2.核心需求痛点

  首先是时间匹配性,89%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时间与托管时间不匹配”是首要痛点。中小学教师平均7:30到校,18:00后离校,“早出晚归”,而市场托育机构大多17:30闭园,形成“时间真空带”。

  其次是服务质量,76%的受访者对市场化机构师资水平担忧,尤其是0-3岁幼儿托育的安全性。教师G提到:“曾尝试小区托育班,半年换3个老师,孩子频繁适应新环境,最终放弃。”

  成本压力也是一大痛点,二线城市0-3岁托育平均费用3500元/月,占教职工月收入30%-60%;双孩家庭年均托育支出超5万元,经济负担沉重。教师 C在访谈中提到:“课题组调研有时需连续出差一周,老人身体不好,只能请高价保姆,每月支出占工资50%。”

  (三)供给侧现状分析

  1.现有托管托育服务模式分类

  根据调研情况,现有托育服务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校内自营,即学校利用课余教室自主开办托管班,此类托育服务模式具有安全性高、时间匹配度好、费用低的优势,但其覆盖面仅覆盖本校职工且多限于4-6岁子女,师资多为行政人员兼职,专业性不足。

  二是外包合作,即学校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此类托育服务模式的优势是服务内容丰富,但存在收费高、监管难等问题。

  三是社区共享,即依托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或社区驿站提供低价托育,此类托育服务模式成本低、场地稳定、接送便利,但开放时间固定,与教职工下班时间冲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2.现有托管托育服务核心问题

  首先是政策断层。教育部门负责学校内托管,卫健部门监管社会托育机构,导致“校内服务缺政策支持、校外服务缺标准规范”。

  其次是资源孤岛。空间方面,多数学校在放学后、周末闲置,而社区托育机构场地紧张;人力方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大多流向高薪市场化机构,公立托育岗位招聘困难。

  最后是标准缺失。师资认证缺乏专业资质标准,部分机构仅要求有育儿经验;安全管理规范不统一;收费标准无明确指导,市场化机构定价随意性大。

  四、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制度-资源-文化”三维框架,本研究从政策环境、资源配置、社会认知三个维度分析制约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政策约束与激励不足

  1.政策协同不足

  “三孩”政策配套措施中,托育服务相关政策碎片化。《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侧重社会托育机构[10],《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聚焦课后服务,未将教职工子女托育纳入专项支持范围。教育部门与卫健部门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导致政策执行“中梗阻”。

  2.财政投入不足

  《2022年中国托育服务白皮书》显示,仅12%的地方政府对教职工托育服务提供专项补贴,且标准偏低,难以覆盖运营成本。学校教育经费优先保障教学,无额外资金用于托育服务,导致校内自营模式难以持续。

  3.法规限制

  民办托育机构注册门槛高,如场地面积需达300平方米以上,与学校闲置教室的实际条件不符;消防验收标准与学校建筑不兼容,限制了校内合作模式的开展。

  (二)资源性因素:资源错配与供给短缺

  1.人力短缺

  学前教育专业师资向商业机构流失,公立托育岗位薪酬低,招聘困难。校内托管班多由行政人员、退休教师兼职,缺乏专业培训,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2.空间错配

  高校附属幼儿园学位紧张,而中小学教室课后利用率不足 40%,周末闲置率达 80%。空间资源因管理权限和安全顾虑难以共享。

  3.资金短缺

  政府财政投入方面,托育服务经费占教育经费比重不足0.5%,远低于义务教育阶段的23%;社会资本因回报周期长、风险高,对托育领域投资意愿低迷,导致服务供给缺乏资金支撑。

  (三)文化认知因素:观念制约与角色固化

  1.家庭责任观念固化

  多数受访者认为“育儿是家庭自己的事”,不愿向单位提出托育需求,担心被视为工作不投入。传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认知仍根深蒂固,女性教职工承担更多育儿压力,常因申请弹性工作制被质疑“因家庭影响工作”,影响职业晋升。

  2.服务认知偏差

  部分教职工将托育等同于单纯看管,忽视早期教育价值,对专业托育服务的付费意愿低。学校管理层存在安全风险恐惧,担心托管过程中发生意外承担责任,对开办托育服务持保守态度,导致目前校内托管数量较少,高校内托管托育服务更为匮乏。

  3.协同参与意识薄弱

  家长群体缺乏互助合作精神,多数受访教职工表示未参与过家长互助组织;学校认为托育服务与自身无关,未将托育支持纳入员工福利;社区居民对学校资源开放存在“领地意识”,担心外来人员影响社区安全。

  五、路径构建

  针对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本研究构建时间弹性化、主体协同化、资源循环化、技术赋能的“四维联动”服务生态体系(如图3所示),实现服务精准供给。

  (一)时间弹性化:破解时空匹配难题

  1.“常规+应急”双轨制

  由于多数教职工对固定时段托管托育服务需求较高,应设立覆盖工作日全时段的常规托管,匹配教职工工作时间。服务内容可根据各年龄段儿童需求设置,例如:0-3岁侧重喂奶、午睡等保育,4-6岁侧重游戏与启蒙教育,7-12岁侧重作业辅导与兴趣培养。

  对于临时工作较多的岗位教职工,可开通“2小时应急托管”预约通道,30分钟内响应,解决教职工临时加班、会议等突发情况的托管需求。

  2.假期分段服务

  开展寒暑假研学托育,与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合作开发“自然探索”“科学实验”“艺术启蒙”等主题课程,每天安排 2 小时研学活动、3 小时作业辅导、2 小时自由活动,解决长假看护难题,丰富儿童假期生活。还可在周末设立亲子共融日,教职工与子女共同参与手工、运动、阅读等活动,兼顾育儿与亲子互动。

  3.特殊时段保障

  针对开学季、考试季、招生季等教职工忙碌时段,增加临时托育人员配置,延长服务时间至 21:00,确保托管服务与工作高峰时段精准匹配。

  (二)主体协同化:构建多元参与网络

  1.政-校-企协同

  政府可提供场地改造补贴、税收优惠,并牵头制定服务标准与监管细则。学校可提供教室、图书馆等闲置场地,输出管理标准,负责日常监管。企业可负责课程研发、师资培训与运营管理,保障服务专业性与可持续性。

  2.家长互助网络

  建立教职工育儿合作社,采用积分制激励家长参与服务,例如,参与托管志愿服务1小时可获得1积分,1积分可兑换1小时他人服务,形成互助循环。还可通过组建学科家长资源库,鼓励有特长的家长开设兴趣课程,丰富服务内容。

  3.社区融入

  与街道办共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学校场地向社区开放共享,社区活动中心作为补充点位,承接学校托管溢出需求,实现资源互补。

  (三)资源循环化:激活闲置要素价值

  1.空间共享

  通过制定学校场地共享标准,明确教室、操场、食堂、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在课后与周末的开放时段和使用规范。可将会议室改造为临时母婴室,配备哺乳设备和婴儿护理台,满足哺乳期教职工需求。还可利用校园绿地开辟自然课堂,为教职工子女提供户外活动空间。

  2.人力复用

  构建“专业+志愿”师资队伍,由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担任专职人员,享受与公办教师同等的职称评定通道和薪酬待遇,积极吸纳大学生、退休教师和家长成立志愿者队伍,经培训合格后上岗,大学生可获得社会实践学分,退休教师享受体检、活动优先参与等福利。还可通过建立师资共享库,跨学校调配师资,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3.物资循环

  设立托育物资共享库,教职工可捐赠家里闲置的玩具、绘本、儿童家具等,统一消毒后供托管使用;学校还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展旧物改造活动,将废弃材料制作成纸箱城堡、瓶罐乐器等教学用具,培养环保意识。

  (四)技术赋能: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

  1.智慧托育云平台

  可利用先进网络技术搭建多功能智慧托育云平台,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让教职工实时了解子女状况,安心工作。例如,可设置智能签到模块,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实现安全接送,自动向家长推送签到信息。还可设置课程管理模块,家长可查看子女课程参与情况,回放活动视频。

  2.大数据分析

  可通过分析历史数据预测需求峰值,提前储备师资和物资;通过满意度分析持续优化服务内容;通过成本核算实现精准补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对策建议

  为保障“四维联动”服务生态体系落地,从政策、机制、资源、观念四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1.健全政策协同机制

  成立由政府牵头,教育、卫健、财政、人社等部门参与的托育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发展规划,明确各部门职责:教育部门负责校内服务指导,卫健部门制定安全标准,财政部门落实补贴经费,人社部门将托育人员纳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修订托管托育服务相关管理条例,将教职工托育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明确学校开展托育服务的权利和责任,简化审批流程。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建立差异化财政补贴机制,例如,对 0-3 岁托育按每人每月 1000 元标准补贴,4-6 岁托管按每人每月 500 元补贴;对学校场地改造给予 30%-50%的经费支持,对家庭经济困难教职工减免 50%-100%费用。

  设立托育服务专项基金,政府、学校、社会资本可按 6:3:1 比例出资,保障服务可持续运营。

  3.优化激励政策

  对于学校,可将托管托育服务纳入绩效考核指标,对成效突出的学校给予经费倾斜、评优优先等专项奖励。对参与托育管理的教职工,在评优评先中予以倾斜。对于企业,授予参与托育服务的企业“社会责任标杆企业”称号,享受税收减免、政府项目优先合作等优惠。对于个人,将参与托育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信用积分体系,积分可兑换公园门票、公共交通优惠等公共服务。

  (二)建立多元协同机制

  1.明确主体权责

  政府负责政策制定、财政投入、标准监管;学校负责场地提供、日常管理、安全保障;企业负责课程研发、师资培训、运营服务;社区负责资源对接、居民协调、补充服务;家长负责参与互助、反馈需求、监督质量。

  2.建立沟通协调平台

  每月召开“家校社企”联席会议,通报服务进展,解决突出问题;设立线上反馈通道,及时响应需求变化。

  3.完善监管评估体系

  建立“政府监管+专业评估+家长监督”三维监管体系,政府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专业机构每年进行服务质量评估,家长通过平台实时评价服务,评估结果与财政补贴、合作资格挂钩。

  (三)优化资源配置

  1.空间资源整合

  制定学校场地对外开放相关管理办法,简化审批流程,明确开放时段和安全责任。推动学校-社区场地置换使用,学校场地紧张时可使用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场地不足时可使用学校闲置空间。

  2.人力资源保障

  与师范院校合作开设托育专业定向班,定向培养托育人才,毕业后进入公立托育岗位,享受编制待遇。建立大学生志愿者库,与高校合作将托育志愿服务纳入社会实践学分,定期开展培训。设立托育人员职称评定通道,与公办教师同等对待,提升职业吸引力。

  3.资金渠道拓展

  发行托育服务专项债券,募集社会资金用于场地改造和设施购置。鼓励企业通过捐赠、冠名等方式参与托育服务,给予税收抵扣和品牌宣传回报。积极探索“基础服务保基本+增值服务创收益”模式,看护、作业辅导等基础服务低价或

  免费,特色课程、亲子活动等增值服务市场化定价,弥补运营成本。

  (四)引导观念转变

  1.普及科学托育理念

  通过宣传册、短视频、讲座等形式,普及“托育是公共服务”“早期教育重要性”等理念,消除“托育=看管”的认知误区。通过分享优秀教职工子女托育服务成果案例,增强公众接受度。

  2.推动性别平等

  开展性别平等教育活动,破除“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将育儿责任纳入家庭美德评价,鼓励男性教职工参与育儿,营造平等育儿氛围。

  3.培育协同文化

  通过多元化亲子、托育活动,促进教职工、社区居民、企业代表互动,增进理解与信任。宣传家长互助、企业参与的典型案例,激发协同参与意识。

  七、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三孩”政策背景下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教职工子女托管托育需求呈现年龄分层与岗位差异特征,时间匹配性、服务质量与成本压力是核心痛点;

  (2)现有服务存在政策断层、资源孤岛、标准缺失等问题,制约服务供给;

  (3)“制度-资源-文化”三维因素共同影响服务发展,政策协同不足、资源配置失衡、观念制约是主要障碍;

  (4)构建时间弹性化、主体协同化、资源循环化、技术赋能的“四维联动”服务生态体系,可有效破解供需矛盾。

  (二)研究贡献

  1.理论贡献

  研究丰富了教育公平理论在特定群体中的应用,探讨了如何通过托育服务缩小因职业差异导致的教育资源分配差距;拓展了协同治理理论的实践路径,构建了“家校社企”协同供给托育服务的机制;完善了公共服务理论在托育领域的应用,为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视角。

  2.实践贡献

  为教职工缓解育儿压力提供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教职工的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为政府、学校制定托育服务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助力“三孩”政策配套措施完善;探索了“家校社企”联动模式,为盘活闲置教育资源、形成可持续托育生态提供了参考。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1.研究局限

  样本数量较小,样本范围局限于二线城市,对一线、三线城市的适用性有待验证;未深入分析城乡不同地区的差异,对策建议的针对性需进一步提升;对“四维联动”模式的长期效果缺乏追踪,可持续性需实践检验。

  2.未来展望

  扩大样本范围,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对“四维联动”模式进行长期追踪,分析其可持续性并优化完善;探索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托育服务中的深度应用,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托育服务发展报告(2023)[R].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2]中国教育工会.2023 年教职工生活状况调查报告[R].北京:中国教育工会,2023.

  [3]佐藤学.日本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启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4]Lundqvist, L. Time Bank and Childcare: A Study on Social Exchange in Sweden[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20, 49(2): 345-362.

  [5]Miller, J.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n After-School Care:A Case Study ofNew York[J]. Educational Policy, 2021, 35(4): 567-589.

  [6]Smith, K. The Family Center Model: Integrating Childcare and Family Support inthe UK[J].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022, 27(1): 89-102.

  [7]杨菊华.三孩政策下托育服务的挑战与应对[J].人口研究,2022, 46(3): 56-68.

  [8]王跃生.城市家庭托育需求与供给矛盾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3(2): 78-90.

  [9]赵丹.高校教师子女托管服务现状与需求研究[J].教育研究,2022,43(5):112-120.

  [10]国务院.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Z].2019.

责任编辑:烟台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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